夜已经很深了。
哈里斯堡的雨停了很久，窗玻璃上还留着一层被风吹干的水迹。
伊芙琳站在窗前，一只手端着半杯已经温下来的白兰地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。
她今晚已经站了很久，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坐下，心里的烦躁就会像潮水一样往上涌。
电话那头的凯伦在华盛顿。
她此刻正在办公室里，桌上摊着刚整理出来的州际民调交叉表、新闻栏目的选题方向、几家晚间评论节目临时加插的讨论提纲，还有一份标红的风险分析报告。
她已经连着两天没怎么睡，声音却还维持着一种职业性的冷静，只是那种冷静里夹着一点快要破碎的感觉。
“你那边看到了吗？”凯伦问。
伊芙琳望着外面的黑夜，淡淡地应了一声：“看到了，今晚又涨了一个点。”
“那只是表面上的涨幅。”
凯伦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盯着桌面上那张民调交叉表。
“现在罗的支持率上升，根本原因只有一个，华盛顿还没有全力开动，主流媒体也还在试探。”
“四州联盟刚刚把阵仗摆出来，选民看到的是新鲜感，是反建制的戏剧性，是那些工厂、港口和铁路重新连成一片的宏大叙事。”
“人们会对这样一台机器产生幻想，这很正常。问题在于，幻想从来不等于选票，更不等于稳定选票。”
伊芙琳把杯子放到一旁的矮柜上，终于转过身来。
“你觉得反噬会很快来？”
“迟早。”凯伦说，“而且会来得非常难看。”
她把一张表从纸堆里抽出来，往前推了推，仿佛电话那头的人也能看到。
“我们现在手里握着的那个候选人，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天然的问题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她是个女人。”
电话里陷入沉默。
伊芙琳知道凯伦没有在宣泄偏见，她只是在说一个她们都不愿意承认，却又早就明白的事实。
美国的性别冲突从来都不是一件可以轻易用几句话就能说完的故事。
它是一整套被长年累月固化进文化、宗教、阶层、劳动分工和家庭结构中的东西。
它深深埋在选民对“领袖”这个词的直觉里。
凯伦缓缓开口。
“东海岸的大城市、大学城、媒体圈、公益组织和进步派中产，对女性候选人天然更友好。这些人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