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归来。
他们扔下步枪，亲吻着码头上等待已久的爱人，然后拿起了书本和锤子。
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大学，或者是搬进郊区带草坪的新房子。
那时候的美国，像一台刚刚预热完毕的引擎。
工厂的烟囱日夜喷吐着白烟，工会的力量如日中天。
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能凭一份工资养活全家，还能买艘小船在周末去湖上钓鱼。
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虽然在那抱怨税率太高，但他们依然乖乖地把钱借给实业，而不是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品。
我飘荡在纽约上空，看着这繁荣的景象，心里甚至有一丝得意。
我驯服了资本主义这头野兽。
我给它套上了笼头，让它为人民拉车，而不是吃人。
我以为这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几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
很快，画面开始变化。
七十年代，石油危机，通货膨胀。
人们开始焦虑，开始怀疑。
然后，那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演员上台了。
他站在讲台上，用那迷人的微笑告诉美国人：“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政府本身就是问题。”
我在虚空中发出了怒吼，但没人听得见。
那个蠢货在拆我的房子！他在拆掉那些保护弱者的堤坝！
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打断了工会的脊梁。
我看着他大幅度减税，告诉人们财富会“涓滴”下来。
财富确实流动了，但不是向下，而是向上。
贪婪被重新定义为美德。
华尔街的赌徒们从笼子里被放了出来。
接着是九十年代，那个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。
我本以为他会通过修正航向来拯救这个国家。
结果，他签了字，废除了《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》。
他亲手拆掉了我在大萧条后建立的金融防火墙。
民主党人背叛了民主党。
我建立的那个联盟，那个由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组成的进步联盟，土崩瓦解了。
随后就是金融危机。
贪婪的银行家把垃圾包装成黄金，卖给全世界，最后泡沫破裂，无数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。
我期待着会有另一个罗斯福站出来，把那些银行家叫到白宫，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是“不法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