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七十年代，福特公司生产了一款叫平托的小汽车。他们发现油箱设计有缺陷，只要追尾就会爆炸起火。”
“他们知道会死人。”
“但他们的精算师算了一笔账：召回所有汽车去加固油箱，每辆车需要花11美元，总成本是一亿三千万。”
“而赔偿那些被烧死的人，每条人命只需要赔二十万，总成本不到五千万。”
“所以他们选择了不召回。”
“他们选择了让车继续爆炸，让人继续被烧死。”
戴维斯指着那份文件，手指用力得几乎要戳破纸张。
“这不是商业逻辑，四号。”
“这是蓄意谋杀。”
“只不过福特用的是油箱，而阿瑟·万斯用的是excel表格。”
“他明知道那个手术能救命，明知道那个病人如果不治就会死。”
“但他算了一下账，觉得赔死人的钱比救活人的钱更便宜。”
“所以他签了字。”
“他为了省下那二十万美元的差价，杀了一个人。”
戴维斯站起身，目光如炬，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“路易吉·兰德尔开了一枪，杀了一个人。”
“而阿瑟·万斯，他坐在那张真皮椅子上，喝着咖啡，动动手指，就杀了几千人。”
“告诉我，谁才是更大的罪犯？”
“告诉我，如果我们判路易吉有罪，那我们是不是在告诉这个世界：只要你足够有钱，只要你用表格杀人，你就是无罪的？”
这番话横扫了整个审议室。
那些原本已经准备签字、回家、忘记这一切的陪审员们，再次被钉在了椅子上。
良心的拷问，比法律的条文更让人无法逃避。
六号陪审员，那个满手茧子的装修工人，一直坐在那里。
他叫奥斯卡，他不是那种喜欢大声嚷嚷的人，平时接活儿也都是老老实实，哪怕被工头克扣了工钱，也只是回家多喝两杯闷酒。
但此刻，他异常安静。
他伸出手，拿过了那份文件。
他手指粗糙，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没洗干净的白色腻子粉。
他眯着眼睛，费劲地看着那行小字。
拒赔成本：五万美元。
奥斯卡是个装修工人。
他干了一辈子装修，讲究的是良心。
刷墙要刷三遍，铺地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