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者，想来也就只有他了。”
曹子建者，曹植也。
自孝武皇帝独尊儒术以来，儒学一直在思想上占据著统治的地位，所谓的诗赋，只是经学的附庸。
直至东汉末期，社会动乱，传统的儒学式微，失去了统治地位，文学诗赋这才摆脱了经学的束缚，然后迅速崛起，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建安文学。
被后世称作“建安文学”的文学运动本就是对两汉经学的一次反叛：“傲雅觞豆之前，雍容衽席之上，洒笔一成酣歌，和墨以藉谈笑”。
这时候的文人讲究放纵情怀，自由创作，创新文学，不拘前人规矩。
曹子建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，其文多是五言，乃是公认的天下文章之典范。
在张温看来，冯明文的文风则是更为多变，有乐府类，也有类似曹丕所常用的七言类，算是后来居上者。
犹为可贵的是，比起集大成的曹子建，冯明文竟能开辟新的文风，这一点更受张温所重。若是他能再出几篇同一水准的诗赋，那么能与曹子建相提并论之言，并非虚话。
陆逊听到张温的剖析，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问道，“其人治世之才如何？”
“精于营造，长于经营，听说蜀地百姓多受其恩惠。”
“其谋略呢？”
“有小文和之称，想来定是善谋之辈。”
陆逊闻言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冯明文年方才十九，就如此了得，日后定然是英雄人物。”
“伯言既知是他，又何来问我？”
张温一点也不奇怪陆逊知道冯明文，他只是奇怪为何对方会专门来找他问冯明文的事。
陆逊也不隐瞒，解释道，“今年江陵军粮不足，我在荆州广开荒地，得蜀地流传出来的曲辕犁，觉得大是合用。”
“后才知此物乃是冯明文所制，与如今江东所传唱的《蜀道难》《长干行》所著之人，乃是同名，故我这才过来问一问。”
张温听到陆逊说起曲辕犁，脸上露出些许的讽刺之色，“伯言可知，当年我从蜀地归来，曾献此物于吴主？”
“竟有此事？”陆逊惊讶道，“王上重视耕种之事，若是有此物，怎么……”
说到这里，他又顿住了。
张温罢官，其中有一项罪名就是出使蜀国时称颂对方，王上觉得这是有辱吴国的行为。
连称颂蜀国都不行，那么他从蜀地带回来的东西，只怕王上十有八九连正眼都不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