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中，医疗从来都是一种关乎生死、慈悲与救赎的神圣技艺。
希波克拉底写下誓言，承诺将病人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。
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，僧侣们免费为穷人分发草药。
然而，在这片名为美利坚的土地上，故事发生了异变。
当第一批清教徒乘坐着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时，他们带来的是对上帝的虔诚，但也带来了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近乎偏执的强调。
在这个新世界里，社群的互助是存在的，但那是一种基于共同信仰和共同危机的脆弱纽带。
一旦危机解除，一旦荒原被开垦，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就会取而代之。
那就是个人主义和商业精神。
在这片土地上，医生不再仅仅是医者，他首先是个商人。
他的诊所是他的产业，他的医术是他的商品。
穷人生病了，要么靠教会的施舍，要么在家里等死。
这种残酷的自由市场逻辑，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为了遏制战时通货膨胀，联邦政府冻结了工资。
聪明的雇主们为了争夺稀缺的劳动力，想出了一个绕过管制的绝妙主意。
既然不能给工人涨工资，那就给他们买保险。
医疗保险，这个最初作为“福利”诞生的婴儿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被视为一种温情脉脉的创新。
但没人想到，几十年之后，这个婴儿会长成一头贪婪的怪兽。
在这个国家，健康不再是天赋人权，而成了一种被明码标价、极其昂贵的商品。
一颗从药厂出来，只需5美元就能买到的救命药片，在纽约的医院账单上，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500美元。
这中间的495美元，它们流向了华盛顿k街的游说集团，流向了曼哈顿摩天大楼里的对冲基金，流向了那些研究如何拒绝治病的保险公司高管的口袋。
这就是医疗工业复合体。
它由三座大山构成：保险公司、制药巨头、医院集团。
它们盘根错节，互为表里。
保险公司通过复杂的条款设计，决定谁能活、谁该死。
制药巨头通过专利垄断，将生命的希望变成勒索的筹码。
医院集团通过不断合并，消灭竞争，将救死扶伤的场所变成了收租场。
它们每年在华盛顿投入巨量的游说资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