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国在战后必将迎来大国合作的新时代。
但他并不知道。
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那个名为马加丹的城市，根本不是什么农业建设的奇迹。
它是整个苏联最恐怖、最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网络的枢纽，被称为白雪覆盖的奥斯维辛。
他所看到的那些干净的农场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迎接他的到来，提前三个月精心布置的波将金村。
那些在田间劳作的模范工人，全都是被换上了新衣服的政治犯和劳改营看守。
为了防止他们向这位美国副总统喊冤，每一个农民的背后，都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秘密警察。
华莱士那双擅长分辨玉米种子的敏锐眼睛，在这场由国家机器精心导演的骗局面前，被彻底蒙蔽了。
他那近乎天真的善良，成为了苏联人用来粉饰暴行的最好工具。
……
1945年11月。
华莱士把手按在相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他拒绝相信那个在西伯利亚与他共同探讨农作物改良的民族，会是凯南笔下那个意图毁灭西方文明的邪恶帝国。
“我们不能用敌意来回应恐惧。”华莱士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他睁开眼，拿起那支黑色的钢笔，在凯南的“长电报”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，并在旁边批注：“此种对抗性思维无助于战后和平，暂缓在内阁层面讨论。”
这就是华莱士作为总统，在外交舞台上展现出的另一面。
一个彻头彻尾的梦游者。
如果说他在处理国内经济和农业问题上是个天才，那么在面对那种深谙权力本质、冷血无情的独裁者时，他就像是一个手无寸铁、只带着一本圣经走进角斗场的传教士。
华莱士试图用自己那套“平民世纪”的道德准则，去框定一个充满了背叛、交易和地缘政治撕咬的战后世界。
他主动延缓了与苏联的对抗。
在波兰、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战后安排上，华莱士选择了妥协。
当驻东欧的美国外交官发来一份份紧急报告，指出苏联正在用清洗和暗杀手段扶植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时，华莱士的回应却是：“我们必须理解苏联对其西部边境安全的合理关切。”
他甚至在一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：“美国在拉丁美洲拥有门罗主义，苏联在东欧拥有一条安全缓冲区，这在历史和地缘上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这句话，在当时看起来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