始频繁出现天真、危险、甚至绥靖这样的字眼。
接着是情报机构。
中央情报局的雏形正在搭建。
那些每天处理着来自莫斯科的监听报告和东欧前线的谍报的特工们，比任何人都清楚莫斯科到底在干什么。
当他们把那些关于苏联间谍网渗透、关于东欧民主人士被秘密处决的绝密报告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时，他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华莱士一句“信息有待进一步核实，不要轻易破坏两国信任”的批示。
最后，是国会。
那些敏锐的议员们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保守派，都开始嗅到了一种不安的气息。
他们看着报纸上那些关于和平新时代的头条，私下里却在互相传递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共识。
“我们的总统，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，不仅是瞎的，而且还很软弱的。”
一种声音，开始在这些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和信息中枢的人群中悄然形成。
这是关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定性。
在这些人的眼里，亨利·华莱士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在政策上犯错的总统。
他本人正在变成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风险源。
当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关和情报中枢，开始把最高统帅视为安全隐患而非国家主人时。
那意味着，一场由官僚系统发起的柔性政变，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
……
1946年的一个春夜。
白宫二楼的总统私人书房。
华莱士坐在书桌前，橘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他那本厚重的日记本。
他在日记里有着详尽的记录习惯，这是他作为科学家的严谨，也是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倾诉。
他在纸上写道：
“……今天，我拒绝了军方要求在东地中海增加海军部署的提议，他们总是在制造假想敌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向莫斯科展示出足够的诚意，只要我们用农业援助和技术合作去代替军事威慑，莫斯科就会明白，美国是他们重建国家最好的朋友。”
“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。旧的帝国主义正在瓦解，一个新的、基于平民福祉和国际合作的世纪正在拉开帷幕。”
“历史会证明，我今天的坚持是对的。”
华莱士写完最后一行字，合上日记本，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。
他相信自己正在拯救世界。
而在同一时刻，波托马克